名誉侵权损害赔偿基于名誉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依法产生，是承担名誉侵权法律责任方式之一。名誉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有：名誉损害、精神损害、人身损害、财产利益损害。 如何对名誉侵权损害后果的性质、范围、程度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从而确定赔偿的范围和赔偿金的额度，对于促进名誉权的保护，指导司法实践，法律的正确适用无疑有著重要意义。 一、 名誉损害赔偿的思考 名誉是名誉权的客体，是公民或法人在其社会实践中，以其自身客观特有的行为作风、品德情操、能力才干获得社会积极、良好的一般评价。这里说的一般评价，指的是社会对某一特定主体所作的本质的、基本的评价。 名誉的社会实质是特定的民事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以其独有的客观的行为作风、品德情操、能力才干与社会其他各个民事主体相互作用、协调相容关系，在社会环境中的定位标识。例如：李某某身为某县县长，廉洁奉公、关心群众、为民造福谋利。这样，李某某以自身所获得的社会积极、良好的一般评价，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与其他主体相互作用、协调相容，受人尊重、与之相容，从而激发了李某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更大的创造力。 法律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在讨论名誉侵权时，有必要对名誉的社会实质有所考虑。
当某一特定民事主体的名誉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名誉权行为所侵害的对象首先是名誉。从形式上看，受害人的社会积极、良好的一般评价被贬损、降低；从内容实质上看，系受害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与其他民事主体相互作用、协调相容的关系受妨碍。例如：上述那位李县长，当其以往获得的社会积极、良好的一般评价被贬损、降低为贪污腐败、自私自利、为官不仁时，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人尊重、与人相容、相互作用的协调相处关系格局产生变位，其社会实践活动的创造力必然被压抑。 由于名誉是社会积极、良好的一般评价，是主体在社会活动中协调相处关系的标识，这种评价和关系没有大小、等级之分，因此，名誉损害后果本身也没有大小、等级、程度区别。例如：某歌星全国走红。一日，某报刊发表甲作者文章，将该哥星描述为："见钱眼开、钱多唱好、无钱不唱"的势利之徒。贬损，降低了该歌星以往获得"为民演唱，不计个人得失"的社会积极、良好的一般评价，侵害了该歌星名誉。又例如：某一农民，不出乡里，年纪迈，做人憨厚、勤劳、诚恳。有一天，有人向乙农民传言，该乡民刁钻小气、阴险恶毒。该传言贬损、降低了该乡民的名誉。从上述两起名誉侵权个案中我们看到：名誉损害的表现形式均为以往获得的社会积极、良好的一般评价被降低、贬损，实质上是歌星和乡民在其各自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协调相容关系受妨碍、影响。我们不能说歌星名声大，其名誉损害就大，乡民名声小，其名誉损害就小；我们也不能说歌星名誉受侵害的范围大，其名誉损害大；乡民名誉侵害范围小，其名誉损害就小。因此，笔者认为；在名誉损害后果上没有大小、轻重之别。 另外，在分析名誉损害后果时，应注意到名誉损害发生后，名誉具有自应恢复的特性。名誉具有的自应恢复的特性。名誉具有的自应恢复的特性是由名誉的社会性、客观性、特定性、观念性、时代性所决定。社会对某一特定主体的评价不可能因一民誉权行为而消灭，侵权行为只是造成社会评价的一时困难和妨碍，社会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带有主观性，而认识的客体是特定名誉主体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征，。兼之社会评价这种认识活动遵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规律进行，名誉主体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征必然会反映给社会，必将为社会评价重新认识。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认为：名誉损害后果没有大小、轻重之分，名誉侵权不法行为一旦产生，名誉损害后果即可确定。 名誉的自应恢复性决定了名誉损害纠纷的司法请求权应在合适的时间内提出，以一年时效为宜，不适用民法中的两年时效。 名誉损害的后果是降低、贬损社会评价和妨碍主体的社会相容关系，这种评价和关系不具有财产属性，也无法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对名誉损害不适用赔偿责任。对名誉损害后果最好的补救措施就是在名誉侵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范围内为受害者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因此，中国目前法律对名誉损害后果适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民事责任方式是科学的、公正的。 二、 精神损害应得到切合实际赔偿补救 人是具有高等思维能力的生物。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但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已为中国宪法肯定和保护。人类喜怒哀乐的情感生活是精神文明的重要成份。法律保护有权享受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 名誉侵权精神损害的后果随名誉损害的发生相随而至，给受害人带来悲伤、气愤、绝望、怨恨、尤郁、压抑、焦虑等消极不良情绪，使其以往积极良好的精神生活遭到破坏、毁损，这就是法律上指的精神损害，亦称主体的精神痛苦。精神损害具有毁灭的特征即，失去今天的精神愉悦情感，明天无法补回今天的所失。
名誉损害后果导致精神损害后果，已成为世界各国法律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度量精神损害后果的程度，予以受害人标准的赔偿补救。是迄今各国法律尚未解决的难题。 其一、精神痛苦有个体差异，这是因个体心理活动差异特点。例如：面对同一范围、程度的名誉损害后果，主体甲可能因其心理素质好，承受能力强，自我心理调整能力好，其精神痛苦程度可能低，精神痛苦持续时间短，主体乙则可能因其心胸狭隘，承受能力弱，自我心理调整能力差，其精神痛苦程度高，精神痛苦持续时间长。 其二、科学目前尚未发明精神痛苦测量仪，也没有制定精神痛苦等级标准，因此，无法准确地界定受害者的个体精神痛苦（精神损害）程度。 肯定精神损害事实客观存在，同时又无法对个体精神损害程度进行鉴定，各国法律界解决这一难题采用推定制度来认定精神损害事实存在，即一旦认定名誉损害后果产生，就推定受害人已承受精神损害后果。中国民法也采用这种推定制度。 以推定精神损害事实存在，就现阶段的医学、科学条件看，不失为切实可行的方法，但以推定制度认定精神损害程度，未免失之偏颇。 第一、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将执行精神专科医生的职能，而法官、律师等不具备专科医生的专业知识的和专业对资格。受现阶段医学、科学认识的限制，精神专科医生尚无法对个体精神痛苦程度作专业鉴定，何况法官、律师以非专业人员的资格对专业人员力所不及的专业课题作结论，或然性较大，往往受害人一脸愁容，两行眼泪，三天卧床不起，一天不吃饭等生理症状极易唤起法官的同情感，成为法官认定受害人精神损害后果大小的指标，这样的结论只朋法律形式的公正，而无科学、客观上的公正。 第二、这种推定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当事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缺乏确定性。无怪，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名誉侵权纠纷诉讼案中，往往是原告漫天叫价，法官就地还价。例如：某一个案中，原告请求赔偿金上百万元，而法官仅以二千多赔偿结案。 目前，鉴于名誉侵权行为法对名誉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没有准据的情况，立法确定此赔偿标准很有必要，但是否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在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立法时，可否将此赔偿金定名为精神抚慰金。 2、假设名誉侵权司法请求为一年，则受害人精神痛苦期推定为一年，精神抚慰金数额的设定以抚慰一年时间来考虑。 3、精神抚慰金赔偿数额不宜过高。目前，中国法院大多数裁判案件中，单个受害人的精神抚慰金赔偿额度在1000-4000元不等，也有个案中每一受害人所获精神抚慰金赔偿额度宜在3000-5000元之间，各省、训自治区、直辖市高级法院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度调整，报最高法院备案。 4、目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地方立法，将广东省消费者精神痛苦赔偿的起点额定在5万元双上。各类不同的侵权均匀可给受害人带来精神痛苦，允许有别，但这个额度在公民名誉侵权精神赔偿上不可取。 5、在制定精神损害赔偿额度时，为死人请求名誉友的活人完全分辨能力的公民，诸如医学上的植物人，精神病患者等，是否享有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资格。 6、精神抚慰金赔偿额以单个受害人设定，目的是抚慰受害人，当个案中的侵害人有二个人以上，那么数个侵害人的总赔偿度在法定额度内，还是每个侵害人各自以法定额度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若这样，侵害人越多，受害人获得的精神抚慰金赔偿额越大，值时精神抚慰金已改变抚慰为主的初衷，改变以惩罚为目的。司法实践操作中，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名誉侵权案件中绝非没有。例如：某人名誉被侵害的行为方式为张三向李四传言，李四向王五传言，凡传言者均负主观过错，某人将上十名传言人都起诉法院，每位传言人（被告）赔偿3000元精神抚慰金则可获得3万元赔偿金。这些，在立法时应引起重视。 7、另外，中国民法确定的赔礼道歉侵权责任方式，是弥补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较好方式。赔礼道歉的目的也是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抚慰。诉讼中，侵害人自愿承担向受害人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可按最低精神抚慰金限额赔偿。反之，应按最高限额赔偿精神抚慰金。 三、 人身损害赔偿的探讨 名誉侵权行为不但造成名誉损害后果，精神损害后果还可以导致受害人的人身受到侵害。例如：某农妇与邻人发生争吵，邻人当众无中生有辱骂该农妇偷人养汉。该农妇回到家里，心闷气窄，越想越悲愤，一气之下，喝了一口农药，不省人事，幸亏及早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命倒是活过来了，但用了上万元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陪护费等，还遗留下终身伤残。名誉侵权行为造成这样的伤残损害后果，该不该赔，在哪些范围内赔，赔多少，在理论上似乎还不完备。首先，名誉侵权的客体是名誉而非人身健康、生命；其次，名誉侵权行为方式多为文字、口头等非暴力行为方式，而人身损害后果却与侵权行为的暴力作用有直接因果关系。上述案例中，农妇身体伤残的损害后果秘邻人口头辱骂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农妇向邻邦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在理论上，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下得不到支持。因为要有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构成要件。上例中，邻人的辱骂行为是一种违法侵害行为；农妇受辱骂，名誉受损、精神痛苦、健康受损，这是损害事实；邻人的辱骂行为与农妇名誉受损、精神痛苦损害事实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但从主观过错上分析，邻人对农妇喝农药自杀的结果无法预见。从中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侵权法采用的过错推定，公平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等归责原则均难确定邻人要对农妇喝农药自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农妇向邻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请求，缺少归责要件，因果关系要件也不完整，即间接因果关系带有或然性。 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律师、法官多从自己的理解程度而非法律规定，对这类人身损害赔偿请求进行法律上的操作，即缺少确定统一，也影响司法公正。这一难题，应在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有一个过度性的指导规范。 四、 财产利益的损害赔偿 名誉本身不具有财产属性，但与财产利益有关。名誉损害后，可能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害。财产利益损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受害人既得所有财产损害。如：李某侵害张某的名誉权，对张某造成名誉损害、精神损害、人身健康损害。张某卧床治疗期间，无法履行黄某的合同，黄某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张某违约并支付黄某违约金及承担诉讼费。这时，张某的既得财产受到损害。又如：王某因名誉侵权名誉受损害而被公司降级或解聘，其工资收入减少或无。其二、受害人即将可得财产收益损害。如：受害人被剥夺继承权或遗赠权而失去即将可得的财产。又如：某公民名誉损害后，与他人成立的民事合同被他人解除而减少了预期经济利益。 名誉侵权造成财产利益损害而导致赔偿请求，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害人既得所有的财产损害事实的后果和即将可得财产收益损害事实的原因，已客观产生。 第二、受害人即将可得财产只是尚未实现占有的财产，仅是一种预期可得的经济利益，不具备法律上财产所有权属性。 第三、不论是既得财产损害后果，还是即将可得财产损害的原因，用以往观念看，均与名誉侵权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第四、侵害人在实施名誉侵害行为时，一般无法预见受害人财产损害后果。因此，侵害人对受害人财产损害后果不具备主观过错。但有证据证明侵害人有过错的除外。例如：侵害人这剥夺他人的继承、遗财权大而对受害人实施名誉侵权行为；乙经营者为达到不正当竞争目的而实施诋毁甲经营者的名誉的行为。牵连名誉与侵权行为，产生责任竟合，不在此讨论。
